十日谈|徐铸成门下读研琐忆

 新闻资讯     |      2019-11-13 12:56

三十多年过去了,当年师从徐铸成先生的求学经历恍然如昨,记忆犹新。

1980年末,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向沪上几位著名老报人、主要新闻单位领导颁发聘书,聘请他们担任兼职教授。此举无疑能够增强与新闻单位的关系,促进新闻教学、研究与新闻实践的融通。我是高考恢复后第一届本科生,1982年毕业前考取研究生,成为兼职教授徐铸成在大学的“开门弟子”。

在新闻学系张榜招收研究生时,铸成先生已届七十五岁高龄。我对他略有所知,主要来自家里的《新名词辞典》中人物条目介绍,还有他的回忆录《报海旧闻》。当我按照系副主任林帆老师所给的地址,去武胜路登门拜见这位大名鼎鼎的前辈时,看到住房只是约二十平方米两小间。

从那以后,我每周上门聆教一次,通常一个半小时。那时,铸成先生正为《新民晚报》撰写长篇连载《哈同外传》。我早上八点半到他家时,总要先坐等一会,看着他把刚写就的稿子校核一遍。他不打草稿,通篇一气呵成,每次两张稿笺,字数不多不少,而且字迹工整,除个别笔误之外,几乎不作改动。

最令我暗自叹服的是,铸成先生会客和写作的房间,窗户正对着人民广场,车来人往,嘈杂之声可闻,但他全神贯注而不受影响。以后我知道,这个充耳不闻、照写不误的本领,是他早年长期在报社排字房、印刷间旁的写作生涯中磨炼出来的。他当总主笔或总编辑时,每天晚上是看完各版大样才开始撰写社论。他写完一张,工人就拿一张去排字,最后往往与版面预留的字数刚好相符,至多增删一两行而已。正是办报工作的这种节奏和特性,使他练就了缜密的运思能力,所以晚年写作时依然下笔顺畅,如同宿构。

在写作上,铸成先生好似随时随地言传身教。1983年暑期,他为民盟中央举办的多学科学术讲座主授“新闻艺术”,我随行做助手。在赴京的列车上,他不时站起身,专注地观赏窗外的景色,像总是看不够似的,而这是他那年第三次进京了。若干天后,他的旅京通讯在香港《明报》的专栏刊出,我惊异地发现:沿途某地大水过后的遗迹、某处拔地而起的农家新楼、某站个体户主叫卖水果的吆喝,等等,都是他笔下着意描绘的对象,成了他赞颂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面貌日新月异的绝好材料。

同年11月,我随铸成先生应邀参加武汉大学七十周年校庆典礼。一天下午,我陪着他从下榻的东湖宾馆出门,沿湖边漫步到西北沿的九女墩纪念碑前凭吊、流连。这座墓碑,记载着太平天国起义的一桩逸事:太平军攻克武昌时,许多妇女踊跃参军,以后清军卷土重来,九名女兵在这里英勇抵抗,直至壮烈捐躯……在墓碑的前后左右,他细细寻觅,慢慢观看,不放过任何碑记、题词,仿佛浸身于那极简要的字里行间。少顷,他对我说:“这景致,这传说,当地人已经耳熟能详,但对于外地报刊仍不失为很好的通讯题材,值得一写……”

依我的观察和感悟,铸成先生确实服膺老《大公报》的“业师”张季鸾先生的自励:“老记者如果不‘记’,岂不剩下纯粹的老者,生命也就完结了。”可以说,铸成先生是真正活到老、学到老、写到老的新闻界泰斗。

日月如梭,三十多年过去了!在复旦大学新闻学系这段特殊的求学经历恍然如昨,记忆犹新。多年来,铸成先生那种生命不息、笔耕不已的敬业精神,一直印刻在我的脑海里,时时鞭策着我在不同地方和不同岗位坚持学习、思考和写作。